由于对于通信行业乃至中美间的贸易可能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份报告一经发出便引起了多方关注，由于报告缺乏足够依据，媒体的报道、评论和专栏都将重点放在了事件的背后，除了近期难以回避的美国大选因素外，对于美国公司的贸易保护也被多次提及，华为在美国最主要的对手——思科公司则被媒体认为是促成调查结果的主要推动者。

华为挡了思科财路

        成立于1984年的思科公司在钱伯斯的领导下曾于2000年以5800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当年销售收入为189亿美元，同期华为的销售收入仅为220亿人民币。不过自此以后，思科增长放缓，市值在1000亿美元上下徘徊；而华为则在高研发投入和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推动下保持着高速增长。2011年，思科全年的销售额为432亿美元，同比增长7.9%；华为的年销售额则首次突破2000亿人民币，达到2039亿美元（约合324亿美元），同比增长11.7%。自十年前起，拥有成本优势、在研发实力上也提升迅速的中国企业就被思科视为强劲的对手。

        2003年，思科起诉华为在其路由器和交换机中非法使用思科的源代码，这被业界视为思科使用专利手段对华为进行阻击。一年后，双方达成和解，思科被法庭要求不得以相同或类似理由对华为提起诉讼，但双方对于事件本身各执一词，丁少华在国会质询时针对这一事件的说法也引发了两家公司新一轮的口水战。

        对于华为的迅速崛起和海外扩张，思科并不掩饰其担忧。在此前的多次采访中，思科CEO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都直截了当地表示华为是思科的主要竞争对手和首要威胁。思科执行副总裁罗布•罗伊德也曾指责华为缺乏创新，只是模仿思科。

        在当地时间10月1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华盛顿邮报》声称近期获得了一份撰写与去年9月、题为“华为与国家安全”的市场推广文件，其中有许多内容都出现在了众议院发布的报告中，而这份文件的作者正是思科公司。思科在文件中称，“对华为的恐惧正在全球蔓延”；“尽管华为一再否认，但他们很难摆脱与解放军和中国政府的关系”。该报还援引匿名人士的说法称这份文件被用来说服客户远离华为。文章据此认为，思科的游说是促成众议院报告的重要原因。

        9月下旬，宇龙酷派常务副总裁李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对于华为、中兴的调查是出于贸易保护。他透露，目前欧美运营商面临收入增长缓慢的困境，要维持毛利只有以更低成本采购终端和通信设备，而目前几乎只有中国大陆存在符合他们要求的供应商：“要降低采购的成本，（通信）设备就是找华为、中兴了；如果华为、中兴进不去，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政府保护，像美国这样。”

难以平衡的贸易保护与国家安全

        随着这一事件的不断发酵，其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了通信行业，成为了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10月15日和17日，中国计算机学会和博客中国先后在北京举行了两场研讨会，邀请了计算机、通信、互联网、财经、法律、时评等各界知名人士对此事件进行探讨。

        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方兴东认为“美国式全球唯一一个在国家安全方面采取进攻型战略的国家”，中国并不具备通过跨国企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能力，而报告中也没能提供证明“威胁国家安全”指控的实质证据。在他看来，美国国会的做法意味着美国和思科价值观的失守，“思科需要借助政治维护自己在美国市场的优势地位，标志着它已经开始丧失硅谷精神和互联网精神”。

        资深安全专家、启明星辰首席战略官潘柱廷援引美国政府2009年和2011年发布的两份报告介绍称，美国将网络空间视为与陆、海、空、太空等价的第五大空间，“如果你再网络上发动信息战，我可以发动空军、陆军攻打你”，“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和借鉴”。他认为这次的事件源于中美两国不同生态环境的冲突，目前思科已进入下降期，而中国企业正在崛起，“美国应习惯于某些领域被别人全球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回顾中国科技企业在美国市场上的发展后表示，华为和中兴在这次调查中遭遇到了很多过去中国企业从未遇到过的不合理要求，这是由于两家企业掌握了核心技术。他将中国企业分为三类：没有品牌、没有核心技术，例如富士康；有品牌、没有核心技术，例如联想；有品牌又有核心技术，例如华为和中兴。他认为美国政府欢迎第一类企业为美国人提供廉价的产品；对于第二类企业进军美国市场可能制造一些麻烦，“2005年联想收购IBM（PC业务），美国政府有一点刁难，但国会并没有阻拦”；而当第三类企业试图进入美国市场时，美国政府则会全力阻止。

        倪光南还提出了“信息主权”的概念：“美国很清楚，网络的基础设施关系到国家安全，就是我自己来做，不能由你来做，哪怕华为再便宜也不行，没有性价比一说。”他建议中国政府和央企在采购通信设备时尽量选择本土企业，这既是对企业的支持，也是对信息主权的保障。

        通信专家项立刚对比了这次事件与十年前思科起诉华为的事件，称二者都是在行业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思科采取的捍卫市场的行动。在他看来，由于华为和中兴目前在美国市场份额很小，这件事情对它们而言并不是坏事；他建议两家企业暂时放下美国市场，转向其他国家，或者进一步加大在智能手机方面的投入，“不要跟着美国走”。谈到中国政府可能的反制措施，他表示在实施层面并不困难，除了针对苹果等美国企业展开针对性的调查，还可以在4G牌照的发放上做文章，“如果三大运营商都采用TD-LTE，世界市场的格局会有很大的变化”，只是政府需要权衡利弊。

        尽管与会人士大多认为两家企业遭受了美国的不公待遇，但也有人指出它们在这次事件中有需要学习的地方。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吕本富认为 两家公司在此次应对调查期间没有选择合适的公关公司和律师事务所，战术方面也值得反思；此外，在与美国人沟通方面，两家公司也需要改进，“仅有激情是不够的，要切切实实拿出一些有条理的东西”。北京市潮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钢则表示，两家公司对于美国的调查中所遵循的原则和理念不够熟悉，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它们不利的结果。

对话纽约证券交易所高级网络安全工程师

美国人最担心的是在软件上出岔子

        本报美国特约记者 蒋一心

 

        电脑报：美国参议院认定中兴华的设备若被美国政府采用有可能会对美国造成安全隐患，作为商业安全运营专家，你认为这是神经过敏还是言之有理？

        Roshan：现代计算机的软硬件技术产生于美国，发展于美国，所以要相信我们对计算机技术的深层次理解不会有太大差错，即便过敏。我国不论政治还是经济，在当今世界上老大色彩浓郁，而作为老大的另一面，就是靶子。瞄准我们的人也很多，所以美国从政府到大型商业对于计算机安全慎之又慎，应该可以理解。

        电脑报：做人做企业做政府谨慎的确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吃个汉堡就担心里面有钉子，喝瓶牛奶就担心里面有毒，这算不算反应过激？

        Roshan：你在偷换概念。计算机尤其是软件系统，不是牛奶也不是汉堡包。大型系统是由几千万行程序构成的，这中间可做的事情很多，很难进行检验和确认。

        我可以告诉你个故事，很多国家军方用音乐、图片来传递加密信息，也就是说把一组数据嵌入音乐、图片文件中，大型的音乐图片数据量很大，如果我仅仅把一组机密信息的解码钥匙藏在其中是非常难以被发现的。

        所以，利用软件来做手脚，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华为最主要的产品是通信设备，而这部分设备都是通信服务提供商的核心设备，这些设备直接接触并处理着我国境内的大量私人民间政府企业的通信数据。

        如果你结合我刚才讲的例子，的确不是那么简单。最后，我相信中国的军方、政府在采用美国软件上也会非常谨慎。

        电脑报：作为技术专家和最终用户，你认为中国的企业级产品就一定有问题吗？

        Roshan：不，我没这样说，也不这样认为。